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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被暴力绑票的HOSTAGE应该怎么办？

日期: 1/24/2009 9:18:07 AM 发表人: 格丘山

                                          格丘山：被暴力绑票的HOSTAGE应该怎么办？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4日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挫文“为暴力辩护”发表后，受到部分读者的肯定，但是也受到反弹。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被共产党看成暴力网刊的XXXX，还有海外以思想自由开放著名的，我差不多送文必登的XXXX都没有登这篇文章。由此感觉，暴力的领地可能还是中国文人，甚至海外民主人士讳莫如深的领域。如果再看看反对暴力的写手中包含着名写手刘晓波，余杰，芦笛等等一长窜名字，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对于这个曾经使他们付出沉重代价的强烈手段，对于他们为此所受的历史欺骗和被骗后的失落仍是刻骨铭心。

所以如果要使人民反暴力的正当权利能够在太阳中正大光明的高视阔步，看来还须继续论证和努力，正是这个动机构成了我写本文的主要动力。

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首先忠实地列出不同意人民在专制暴力下具有用暴力抗暴权利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

1。中国清朝时制造业产品是世界第一，占据了世界总产量的33.2%，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是第一百零七位。

如果清未中国不走孙中山暴力革命，毛泽东暴力革命，让清朝走改良道路，中国人民这百年来所受到的战祸人祸不就减少大半？而且中国目前经济上，司法上，政治上，尤其在道德上，贫富差别上的情况会好得多。

所以暴力不是一条好路。

2。在现代武器条件下，暴力革命就等于用人去喂子弹，喂原子弹，成功的希望等于零。

3。暴力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更坏，中国历史上每次暴力革命前后人民都遭到更大的灾难，暴力革命不能创造一个民主公平的社会。

4。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好死不如赖活，政治家欺骗老百姓去流血，去死亡，可是政治家像毛泽东，蒋介石等自己却不去死，人民不能再上当了。

5。冤冤相报何时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弥陀佛。

在正式回答这些理由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些逻辑的准备工作。

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一个适用于任何情况任何时间的绝对正确的理论。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不但决定于它本身的逻辑和生命力，还决定于在什么情况，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去运用它。

正像挫作“为暴力辩护”中结论的：

“暴力是解决人类冲突的一种形式，它需要付出沉重代价，在有其它方式时应尽量不用。但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暴力是几乎唯一结束和解脱人们上一时代痛苦的方式。无限忍耐有时会将问题压迫到一个最后极端暴虐的总爆发，产生更大的灾难。用有限暴力逼迫施暴方退让、改革、甚至分裂，在大部分情形下都可以有效减少结束上一时代专制所必须付的代价。”

采用何种方式结束上一时代的不公平制度，不是文人坐在楼阁写论文就可以指点江山，而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条件，处境和统治者的开明程度所形成的综合平衡。对于一个可以用民选去改变的政体，对于一个关心民生的封建甚至专制政体，甚至对于一个犯了严重罪行，而愿意和正在努力改正的政体去运用暴力显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对于一个视民生、民权、民命如草芥的政体，对于一个封锁一切民意、民权、民冤的渠道，封锁一切改革可能，迷信于武力、镇压和杀戮的贪污政体，那么只诉求于和平请愿显然也是不明智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面对的实际处境呢？

我们现在不是位于大清末年的中国社会，也不是位于国民党时期的社会，我们的实际情形是：
从大清朝出来的中国和她的老百姓，先在不当亡国奴，强国救国的慷慨激昂中，一团混战；中在打倒富人，解放穷人的杀戮中，杀了一堆国民党，富人和反革命；现在在先富起来的共产党的押解下，在毛泽东革命时留传的索链的桎梏下，走上了暴力的不归路。这一本血淋淋的历史不是用暴力在杀别人，就是自己被暴力绑架，在暴力的羁索下失去基本自由。

我们无法去证明和分析如果当初中国人不听绑架者的欺骗，不去用暴力杀害别人，今天不被暴力绑架，中国和中国人会怎么样。因为影响历史的因素太多太复杂，用一个回复的假定逻辑去推理它，往往始于毫差，失之万里。历史是永远不能假定的，我们面对的只能是每一个历史选择的确定不移的事实。我们今天也不是和一批文人在梅林竹园中对酒赏月，高论明天去那里游山逛景那样潇洒地，对中国的和自己前途去做出选择。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在被刺刀押解的暴力的路上，考虑我们怎么办。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一个严肃和必须碰到的问题是，一个致力于让共产党人富起来的国家，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有讲假话的宣传部？为什么不让人知道真象？为什么不让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武力对待不同的意见？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专政对象是富人，和所谓保护富人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那么一个放弃了革命，自己变成了富人的国家，它的专政的目的和对象是谁呢？

不可能还有别人，如果敌人已经不是富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那么剩下的只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全部的被他们排在分食中国这个美味佳肴之外的，眼睁睁望着他们变成巨富，而被他们看成红眼病而精心提防的中国人民。

不管今天，当我们回顾毛泽东世界革命的时候，发现他的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有多错误、多荒唐、多残忍，但是对于一个革命团体，在革命的非常时期需要实行专制和专政，要求人们贡献自己的自由权利，去打倒它的敌人，还是顺理成章的。而今天对于一个致力于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国家，要一党专政，要剥夺人民的言论，思想，选举权利？不管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还是资本主义理论？都狗屁不通，这里能做的唯一解释就是为了对付老百姓，让人民没有权利去干涉他们的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干涉他们用权力掠夺财产，因此共产党的政权性质已经赤裸裸地堕落成反人民的反动专制政体。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结论：如果说毛泽东的专政暴力是欺骗性的专政，逼迫和哄骗人民去神经兮兮的和他塑造的假想敌人作战，那么现在的胡锦涛专政就是用暴力赤裸裸的对穷人专政，捆绑穷人，剥削穷人，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的反动专政了。这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无法狡辩，也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和道义困境，也正是这些共产党富人，夜不能寐，心里感到发虚的原因。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和谐的虚伪和背后所藏的残忍的本质的原因。

这个处境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群乘客在飞机上受几个首领的挑动，将服务不好的机务人员杀死了，然后这些原来PROMISE 要将大家送到目的地的乘客首领自己变成了绑匪，控制着飞机，为所欲为。飞机已经失去了航向，不向任何目的飞去，飞机上的乘客成了被新绑匪控制，没有自由的HOSTAGE。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的心境就是这个HOSTAGE的处境，而共产党的心境就是一批拿着刺刀和枪押解着HOSTAGE的绑匪和强盗的心境。

因此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面题是，一个从暴力中杀出，而堕入更不平等的暴力桎梏下的奴隶，一个被暴力押解着的所谓公民，一个在飞机上被暴匪绑票的人，一个被困在黑暗的山洞里的人应该怎么办？只有在这个面题下我们才能正确地找到我们应对的答案。

第一个回答是过去被欺骗了，让我们去斗这个，杀那个，结果斗到最后，自己却成了被绑票的党奴，我们不能再去用暴力反抗了，用暴力反抗能够给我们自由吗？

这种思维明显来自毛泽东死后，由对毛泽东的暴虐，对共产党欺骗的失望，转移成了对暴力有效性的怀疑。几十年你杀我抢带来的除了灾难以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从毛泽东社会步出的人这是一种最自然最普遍的感情，一种几乎无法摆脱的，包括作者本人也曾经堕入的学者感情，也就是今天最具普遍性的反对用暴力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人所持的理由。

这个理念对于一个自由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被绑票，也不可能有警察来救他们的绑民来说，对于一个奴隶，对于一个困在黑暗的山洞里的人却是百分之百错误的。因为这样做的潜台语就是，永远当绑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困在山洞里，这个理念无疑是统治者最欢迎的福音，对于穷人却是最残忍的无期徒刑的判决。

这种理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那就是持这种理论的人能够指出一条用完全和平抗争的方法为绑民，奴隶取得自由，找到走出被困的黑暗山洞的道路。

可是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政体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能够自动向民主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思想僵硬，迷信暴力，以谎言治国的政党更没有可能。被这样的政党用暴力捆绑起来的人民，如果要获得自由，只有反抗，包括和平反抗和暴力反抗，来逼使共产党改变，如果共产党坚决不肯改变的话，那么就只能推翻它的统治。

那么这样做是不是冤冤相报呢？这里陷入了另外一个不顾条件乱用结论的逻辑错误，冤冤相报是在共产党已经下台，或者已经承认错误后的正确思维。但是对于一个被共产党骑在头上的奴仆，而且共产党不但不肯下来，还在不断地表达要继续骑在奴仆的头上，不断地叫喊如果奴仆不听话，就要杀头的时候，有一个奴仆对其他奴仆大叫你们不能冤冤相报，难道这不是神经错乱？或者别有用心吗？

现在我们触及到反抗会带来的可能牺牲的问题，是的，奴仆反抗是有可能以生命为代价的。生命对于一个人是无价的，为什么我们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卖命，而让将来的政治家和人民去享受我们用生命换来的民主和自由呢？

笔者在随笔“生命无价”中写过“人啊，请珍惜你自己的生命。面对懦夫、怕死、自私、不道德、不爱国、不爱上帝的种种压力和欺骗，请勇敢地保卫自己的生命。”。这段话是针对被政治家，野心家等的压力和欺骗的民众而言的，这段话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它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一个已被暴力的绳子捆绑住的人来说却完全不适用，因为这里这个人面对的不是自己接受不接受政治家，野心家等的欺骗的问题，他面对的是怎么去掉身上的绳索，变成自由人的问题。在这个形势下，生命权利属于自己的原则没有变化，人仍是他生命的主人，没有另外一个人，一个法律，一个理论可以强迫这个人去死，去反抗。是他自己，必须在可能的死和作奴隶之中做出抉择，他面对的生存环境，也就是911时被绑票的的美国飞机乘客所面临的生存环境，911飞机乘客选择了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决定怎么办？同样面临着中国这种不公平的生存环境的中国人，也必须自己来做出悲壮的抉择。

这个选择的全部意义是做奴隶，还是拼命？如果选择拼命，就有可能死，而让别人去享受可能有的自由，这就是人类崇高的，被很多诗人和历史歌颂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理性和牺牲精神。

这里我们用的是可能得到的自由，因为这种拼命完全有可能失败，也完全有可能需要多次反抗后才能将这批绑匪赶下台，而且它的最好结果也只是结束现在绑票人的绑票地位，并不能保证这些绑票人被赶走后，带领人民反抗的人，不会成为新的绑票人民自由的绑匪。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持反暴力反抗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暴力反抗不能必然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暴力革命成功后的国家更坏，中国历史上每次暴力革命前后人民都遭到更大的灾难，暴力革命不能创造一个民主公平的社会。

这个担忧不是多余的，而且对于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和人民的素质来说这个风险远远大于百分之五十。与飞机绑票的例子非常不同的是，被飞机绑票的乘客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随机人，他们与绑票暴徒都是非常不同的人，因此他们在征服绑票暴徒后自己再来绑票其他乘客的可能性会低到地球与别的星球相撞差不多。而中国的情况很不同，中国的乘客在中国暴徒统治下已经生活几十年，所有的欺骗，不法手段，享乐方式，暴力……都已深入骨髓，驾轻就熟，所有的道德和信仰都已摧毁，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机会和权力来实践，一当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能够变成圣徒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不过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面临的是比基督当年在用大爱去拯救大喊着烧死他，用石头扔他的子民时更无奈，更惨痛，更心碎的逻辑死扣。

一场牺牲可能换来新奴役，而无止境的忍受下去，奴役时间愈长，这些被奴役的子民的道德和信仰就会被摧毁得愈彻底，而潜移默化成一个离当年上帝造成的亚当夏娃愈来愈远的，一个我们祖先无法再认识的一种非中非西，非人非畜，以欺骗为常，以奢侈为荣，以阿谀为智，以荒淫为乐的一个新物种。

这才是中国人面临的真正的比反抗带来牺牲，反抗可能失败，更恶劣更令人担忧的处境：那就是中国人即便打败了绑匪共产党，也很难战胜那个心中妒羡共产党荣华富贵大权在握的诱惑，一个羊杀死狼后自己成为狼的诱惑，一个撒旦送来的人心的诱惑。

这就像一个困在黑暗山洞里的人，不冲，就在这个黑暗山洞中待下去，而冲出去，可能没有冲到外面，就死了，而最令人沮丧的是即便冲出这个山洞，外面可能等待是另一个山洞。

哪里是中国人的路啊？

怎么办呢？难道因为前程的各种恶山难水，我们就甘心永远在这个黑暗山洞里待下去吗？难道我们就甘心被绑匪永远的劫持下去吗？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不同的，就是人是总怀抱着希望，总是要向前走的一个动物。人如果离亚当夏娃的本性愈近，那么他选择冲的可能就愈大，因为上帝除了在他造的人的身上放上了使人生存的七情六欲之外，还放上了，一种在必要时不计利益的对光明，真理，自由，平等的向往，一种好奇，一种赌博的秉性。不正是这种秉性，亚当夏娃才偷吃了禁果吗？除非共产党能够将中国人彻底改造成一种只知利益，工于算计，沉溺享受的鼠目寸光的畜类，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才能千秋万代，否则那个反抗是或迟或早会来的。

在这场大决战中，反抗人最凶悍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自己内心中那个贪婪，那个驾于万民之上，那个光宗耀祖的诱惑魔鬼，而共产党最最凶悍的敌人不是他们防患未然的穷鬼，而是穷鬼心中追求光明，真理，自由，平等的那个天使。只是这个大决战如果来得愈晚，那么双方必须付的代价就愈惨烈。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论证，那就是人民反抗共产党的结果是不是去喂子弹，喂原子弹，成功的希望等于零。其实在我们走到理性那样深的层面，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现实世界的功利问题时，已经有点显得苍凉，不过既然它是不少人的悬念，我们还是应该来完成它。

喂原子弹与忍辱负重当奴隶是两个极端，当统治者选择用原子弹杀人民的这个极端时，这个世界也就离毁灭一尺之距了。何况将人民都杀光了，专制者统治谁欺负谁剥削谁去？人类如果因为分配不均而无法摆平，最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个悲剧已经超越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到那个时候，能够欣赏这个悲剧的只有上帝本人了。

分析问题的人往往最容易抓住最容易抓的极端。就像在一场暴风雨中大叫暴风雨不能停，如果停了，将来永远不下雨了，我们喝什么，来危言耸听一样。可是历史不管在怎么严酷的情况下，总能找到它的出口，因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千万种其他可能变化。从古到今，人民在力量上与统治者的武力相比永远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不但现在是这样，而且古代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古代的王朝一个个成了大江东去流水，空留文人骚客把酒临风，赋诗怀古呢？这就因为一个王朝的灭亡，不只是看二方面力量的对比，当王朝中兴时，人心所向时，人民是很难动摇它的。但是当它坏事做绝，成了枯木朽株时，就是它的灭亡之日到了。因为在这个政权中活动的也是人，一个坏事做绝的政府，命令向人民开枪，就面临着军队违抗命令，甚至倒戈的危险。而且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能够想象一个政府命令向人民扔原子弹时，它内部不打起来吗？慌淫无度的古罗马政府的沦亡并不是反抗的力量使它灭亡，而是它恶贯满盈，时间到了。

应该说，在绝大部分的情形下，政府在人民的有限反抗面前，都会妥协、让步、改革、分裂、倒台。而那种人民永远忍辱，使政府发展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情况，或者政府死硬，毫不退让将国家逼入刀山火海的最后的拼命的情况，是概率非常低的二个极端。如果中国民族的命运必须面对这二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那就意味着历史和上帝非常近于抛弃这个民族了。因为这两个极端，无论人民在一个专制政府的奴役下转变成畜类，以畜权“安居乐业”下去，或者面对人民的反抗，政府用原子弹与其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已经超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应该作为人类这个高智生命在地球失败的耻辱写入人类史了。

本文结论：

1。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统治中可以采取的方法。那种绝对强调暴力和非暴力的极端都是非理性的，至于应该采取暴力和非暴力的方法应该决定于时间，地点，本身的处境，统治者的妥协程度等等。

2。一个绝对不妥协，没有人性，以自己利益唯上的残酷的统治集团，会将人民向暴力反抗的极端压迫，至于人民忍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决定于这个民族的素质。

3。在现代的国际环境下，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愈来愈发展，统治集团在人民的有限反抗下会土崩瓦解的可能就愈大，而走向军队死拼的最高形式，那种双方摆开战场的蚂蚁大战的原始形式，在现代的国际环境和人类的文明下出现的可能正在变得愈来愈小。

3。历史对中共灭亡的判决是必然的，至于中共灭亡是死于暴力或者非暴力的形式，还是两者综合，不是任何个人决定的，更不是写文章的人可以煽动和决定的，它决定于人民可以忍受的程度，统治者的残忍和理性程度。一旦历史让人民选择了一种方式，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要承担这种方式所付的代价：选择绝对无限忍受，国民性就应该接受愈来愈孺弱，愈来愈屈躬卑膝的畜性转化；选择暴力反抗，国民就要承担流血牺牲和前途的不确定性。

4。旧政体的灭亡，不意味着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必然出现，甚至不能保证一个比旧政体好的政体出现。新政体的性质决定于这个民族目前的综合素质，决定于中国目前民族的道德政治信仰的综合指数是不是能够足够导向中国到一个公平，透明，自由的政体。

5。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共产党的灭亡，而是中国民族的思想道德理论的重建。就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来说，专制政权已经足够腐烂，它的灭亡条件已经早已成熟，但是中国人民的民主理念、道德、和信仰，离能够成熟的将一个腐烂的中国带向一个光明的未来的理论准备、心里准备、道德准备尚远为不够。从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视点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不能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是对这个民族真正的考验。

从更本质上说，中国人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共产党的敌人相同的敌人，那就是在长期的不公平、杀戮、欺骗、道德沦丧和苦难后变得非常残忍、非常贪婪、非常自私、非常狡诈的在自己胸腔中跳动的那颗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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