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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
日期: 4/21/2009 2:29:32 PM 发表人: 严家祺

  
                                             严家祺：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
                                               ——为悼念“六四”20周年而作
                                                       作者：严家祺

【大纪元4月21日讯】我直接经历了两次“天安门事件”，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做了一些事。又因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流亡海外二十年。我此生就是要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翻案，为赵紫阳、为“天安门母亲”、为“六四受难者”讨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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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封面，发行8万册。

镇压“天安门事件”指挥部和兵力的对比
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高的小灰楼里。这个指挥部是由北京市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联合组成的，称为“联合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指挥部成员7人。指挥部下有公安干警和工人民兵各3,000人，加上部分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镇压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指挥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刘华清、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调集部队涉全国17个军，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76年“清场”没有打死一个人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清场”有两次，即1976年4月4日晚和4月5日晚。“联合指挥部”4月2日成立后，4月3日和4日两天，“联合指挥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抓捕了23人。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当天深夜清场时，围住了57个人，抓捕了7人。接着，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的200多辆卡车开入广场，收走广场上成千上万个花圈。
4月5日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的人对收走花圈一事，议论纷纷，很多人非常气愤。我目击了当天从人民大会堂台阶到“指挥部小灰楼”的游行、在“小灰楼”前烧车和四名“代表”进“小灰楼”谈判的过程。我家在东单北面的干面胡同，离广场很近，下午6到7时，我回家吃晚饭，7时半我又到天安门广场。我在1979年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对这一天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
1976年4月5日“清场”时，留在纪念碑前只有200到300人。虽然动用了数千工人民兵和警察，但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只有641人（这是“天安门事件”翻案后为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当时警察没有“警棍”，打人用的是木棒、皮带和桌椅腿，清场打伤了许多人，在纪念碑上留下了许多鲜血，但当时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人是后来清查中的事。1976年4月5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抓走了200多人。
1976年4月5日晚上9时左右，许多工人民兵已禁止人进入广场，但可以离开广场。当时，我还在纪念碑前。纪念碑上只有当天送来的11个花圈（4月4日晚已收走了所有花圈），只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纪念碑上有一首《告别》的诗。我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写进书中。我是9时10分左右离开广场的。

“天安门清场”过程对比∶
1989年“清场”死伤成千上万
1989年6月3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张伯笠是校长，我和刘宾雁被聘为“名誉校长”。当天傍晚7时多，我在家中听到与1976年要求市民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类似的电视广播，当我接到赵瑜电话后，我立即奔赴天安门广场。想到1976年“清场”的情况，感到会有“危险”，但完全想不到会有“大屠杀”。
晚10时，张伯笠主持“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幕式，我在开幕式上作了半小时演说，作为“第一讲”。我主要讲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含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天安门广场有逾十万人。远处的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但天安门广场听不到枪声。我在演说后，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广场待到天明。我说明天有事，还是回去吧。因“民主大学”周围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10时半左右，我和高皋通过拆开大帐篷的缝隙，从帐篷后面离开了人群。有几个人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附近，没有任何危险，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家中。1989年时，我家已搬到建国门内东总布胡同。6月4日凌晨1～2时，被持续、密集的枪声警醒。我们马上到14层的阳台看长安街，才知道发生了大屠杀。
事后知道的情况是∶1989年6月3日下午，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陈希同、罗干、杨白冰、刘华清、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等开会。李鹏说∶“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今晚，我们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在许多与会者发言后，李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从6月3日10时15分至6月4日凌晨“清场”结束天安门广场反复播放的“紧急通告”，就是李鹏的这些话。在这次会上，杨尚昆还传达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按照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记述，“六四”清场事实上是从6月3日开始的。6月3日下午3时多，陆军第40集团军从首都机场由东北向西南进发。下午5时，空军第15空降军从南苑机场出发，由南向北进发。晚上8时，陆军38集团军从北京西边的万寿路向东进发。陆军39集团军从北京东郊由东向西进发。此外，还有多个集团军按照规定时间从丰台、从沙河机场等地出发。所有这些部队的目标是一个——天安门广场。在这些部队中，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最坚决执行了邓小平、李鹏的命令。陆军38集团军加上所属的坦克部队，共一万五千多人，从万寿路，经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六部口，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空军第15空降军沿南苑路、经木樨园、永定门、珠市口、前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他们以坦克、装甲车和机枪扫荡开路，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6月4日凌晨1时半，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差不多同时到达天安门广场。其他队伍亦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预定位置。在戒严部队强行推进的过程中，数千人包括家居百姓被枪弹、流弹击毙击伤。面对横冲直撞的坦克和军车，面对疯狂的屠杀，满腔愤怒的老百姓不畏强暴用砖头石块敲砸军车，竭尽全力地反抗。青年王维林只身阻挡在北京饭店前行进着的一列坦克前，要求戒严战士放下屠刀；市民自发地用可能的工具把血肉模糊的死伤平民送往医院救治。愤怒的吼声响彻天地，枪声间歇时年青人还奋不顾身地向军车冲去，得到的虽然是机枪扫射和催泪瓦斯的回应，但是，秉持正义、遍布街区的人们不畏强暴、阻挡军车，用血肉之躯阻止戒严部队暴行。怎奈，抵挡不住在炮弹掩护下的坦克、装甲车长驱直入驶向天安门广场，并运载了数以万计的兵士排放在长安街上。
6月4日凌晨1时半至2时，戒严部队已封锁、包围广场，这时，广场上大约有1万多人。天安门广场上空反复播放着“紧急通告”，声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一些人离开了广场，大部分人被逼到了纪念碑四周。在广场的学生领袖有柴玲、李录、封从德、马少方、邵江、周峰锁、梁擎暾、吴仁华、张志清和6月2日绝食的刘晓波、候德健、高新、周舵4位知识份子。有人写好遗书，广场上大家高唱国际歌，决心与广场共存亡。
凌晨3时左右，人大会堂方向的枪声离纪念碑越来越近，间中还有催泪弹落下，参与绝食的4个人决定为大家活着撤离广场作努力。他们劝说学生工人把纪念碑上看起来疑似武器的东西捣毁，并以照片留档，以表明和平非暴力。然后，由侯德健、周舵出面，与广场指挥官斡旋。几经交涉，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学生从东南方向撤离。
4时，天安门广场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4时30分，发出最后清场信号。一串红色信号弹升向天空，华灯全部启开，整个广场尤如白昼。
大群身着迷彩装面戴防毒罩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大会堂方向冲了出来，朝前方扫射。历史博物馆台阶上，人大会堂东南部聚集着的民众高喊“回去！回去！”换来的却是更密集的枪声，怒斥声像山洪爆发一样从人群中倾泻而出。广场上的学生在枪声和棍棒的要狭下，排着队，打着旗，向广场东南方向撤退。
5时半左右，纪念碑周围的学生全部撤离广场，“清场”任务达成。到6时左右，天安门广场的各个路口全都被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的人墙堵住。各方军队全面出动，一批持棍士兵在珠市口乱棍猛打学生市民。从东边高速驶往天安门城楼的6架坦克和10余辆装满士气的军车一路开枪扫射。7时，
3辆坦克在西长安街驱赶正向学校撤退的学生时，在六部口自行车道上压死了11名学生，9人受伤。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为了救一同学，被碾断双腿。
6月4日7时至11时，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附近燃起了熊熊大火，据198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透露，大火烧裂了40条花岗岩纪念碑台阶，2,700平方米的草坪和大片桧柏。纪念堂附近，站在坦克装甲车上的大兵向围观人群发射催泪瓦撕，地面上的大兵冲喊着殴打市民；直升机在天空盘旋，主要街口都有戒严兵士层层封锁，无论什么人，什么原由，只要靠近警戒线，便遭乱枪射杀。
六四这一天，绝大多数商店闭门罢市，大学校园里哀乐锸荡。新闻媒体虽被军管，但埋在心底的良知与正义让从业人员克尽职守，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杜宪和薛飞身着黑装用悲切地嗓音表达了他们的立场。《人民日报》没有发自己的社论，却用醒目的版面报导了《北京这一夜》∶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为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邓小平调集了18万军队进驻北京，动用了机枪、坦克。参加“清场”的士兵远远超过了广场上学生人数。“六四”大屠杀造成了数千人至上万人伤亡。据“六四”后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2006年公布的调查资料，在“六四”事件中，无辜遭受枪杀的、有名有姓的学生和市民就有186名。无名无姓的死难者更多。“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亲袁可志说∶“在寻找袁力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所到的44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体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400具以上。”据封从德“六四档案”说，“六四”死亡人数当在3,000以上应无疑问。据美国《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报导，杨尚昆在一次宴客时就说“六四”死亡人数就逾600人。

“清场”后的“清查运动”对比
我在《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用一节《大搜捕、大追查》对1976年“清场”后的“清查运动”作了详细的记述，也记述了4月5日后被捕人的名单。我在这里不作详述。我只说一点，与1989年“六四”后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到1989年6月30日，仅北京抓的所谓“暴乱分子”就有1,103人。全国取缔所谓“非法组织”515个，拘捕4,386人。

两次“天安门清场”后果对比
1976年的“清场”是抓捕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没有屠杀，当天也未死人。1976年镇压“天安门运动”，由于不得人心，为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准备了条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以外，影响有限。
如果说，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大事的话，那么，可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是“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大事。
1989年的“清场”是长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杀，在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影响到东欧的变化。美国、法国、西德、瑞典、丹麦、欧洲共同体、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要让全国城乡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邓小平的“南巡”，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在世界大潮前，中国主动放弃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对外开放、“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国经济大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难者的血和泪。

为两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出力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一直为“天安门事件”的翻案努力。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要否定“两个凡是”，对“毛泽东定的性”也要改变。197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双重真理学说》的发言。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对这次会议和我的发言作了报导。
7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会，我作了《三个法庭》的发言。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报》一天四版中，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文章。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文章《宗教.理性.实践》。我在这篇文章中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以跨越时空的“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这篇文章借“实践法庭”法官的口，对“天安门四五运动”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文章说∶“当四人帮用‘宗教法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进行判决的时候，人民却用‘实践法庭’最终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这篇“幻想小说”还谈到，记者在法官四十二层楼办公室的阳台上，看到了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正义路”，有一个“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也可参看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时代的飞行》），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北京在那里建了一个同样是“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的“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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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声福为严家祺《三个法庭》绘制的连环画封面
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愿望。1979年9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也发出了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呼声。不过，《三个法庭》中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在中国的报纸上第一次发表的。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赞扬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的1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派与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人经过一年多有进有退的较量，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第二天，进行分组讨论。谭震林、付崇碧、李昌、陈再道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三天，陈云在小组会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吕正操等也在小组会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陈云发言后一两天内，在叶剑英的推动下，华国锋直接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布置，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闭幕的消息，其中上面一段文字从正面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决定，把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消息中的一些话摘录出来，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标题，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出来。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实际上公开宣布“天安门事件”平反。
从我家到于光远家只有步行三分钟距离。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每一天都把天安门广场的诗词抄下来几首，读给于光远听。而且，每次都在他家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上烧掉我抄写的纸片，于光远也多次来我家。1978年11月15日一天，于光远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胡绩伟、杨西光是与于光远商量后，得到于光远的支持后才决定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了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为388位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平反，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应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实际上，许多单位仍以各种藉口给很多人留了尾巴。
配合为“天安门事件”受害者平反的宣传，上海宗福先创作的反映“四五运动”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后，于11月15日开始，在北京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
《人民日报》还在11月17日刊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主编的《天安门诗抄》前言《革命人民的呐喊》，并选刊了天安门诗文。
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关系密切的几个中青年记者、编辑为澄清事实真相，作了大量工作。11月21、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由王永安等人撰写、署名本报记者的长文《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赢得了读者巨大共鸣。
《中国青年报》则于11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文章说，“四五运动”的爆发，“是人民普遍觉悟的结果”，说明“中华民族大有希望”。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接着，一直为平反“天安门事件”奔走呼号和积极做准备的人，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奉献给了社会：1979年初，吴鹏和王正义和我编辑的大型照片集《人民的悼念》出版了，继之，《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文选》、《心碑》出版了。记叙“天安门事件”的书籍《“四五运动”记实》、《伟大的“四五运动”》（陈子明、王军涛等着）也出版了。
1977年1月，我已经写好《“四五运动”记实》8万字初稿。大慨是4月，我到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1976年6月“文革”期间，我写的《能源》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是这样自己跑到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范用十分友好地对我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要小心，拿回去吧。1978年11月下旬，范用通知我，人民出版社要立即出版《“四五运动”记实》，因为篇幅太小，我请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一起，把书扩充到14万字，于1979年4月出版，发行8万册。这是当时最完整记录“天安门事件”的书。正因为《“四五运动”记实》的出版，才促使高皋开始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发行150万册），其中详细记述了“天安门事件”。

全国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许多混乱来源于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正义标准，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并不存在“暴乱”。连这样影响到“最高权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闭着眼楮，不问是非，硬说发生了“暴乱”，那全国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吗？只有象1979年那样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恢复正义，才能在全中国确立“正义”的标准。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天安门事件”翻案后才得以推进的。只有有了“正义”的标准，人心顺，道德行为才能广泛传播，社会公正才能确立起来。
我在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努力时，胡锦涛只是一心为了从甘肃调回北京而努力。1983年到1986年，我与胡锦涛同时在“全国青年联合会”任职，胡锦涛是“主席”，我是“常委”。我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79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理论务虚会简报1979年2月4日》）。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后开除出了共产党、开除了工职，从此开始了20年的流亡生活。当年，胡锦涛只为了回北京，今天，他大权在握，竟竭力阻止“天安门事件”翻案、阻止我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不信：“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能够永远掩盖！我不信：“六四受难者”要永远流血流泪！我不信：“我们伟大的祖国会永远没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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